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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老帖旧照] 节选丨一个人的会战——父亲口述大庆石油会战经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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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8-31 21:30:2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本帖最后由 私奔丶 于 2017-8-31 21:40 编辑

写在前面的话:明天是父亲76岁生日,可今天他还在医院里。今年父亲因心脏病已经两次住院,上一次我在医院陪护时,他向我讲起了他的会战经历,我偷偷录音,并发给弟弟妹妹们做为永久的纪念。在父亲生日到来之际,用这篇整理稿当做纪念吧。祝我们的父亲生日快乐,早日康复,平安幸福。。。。

病中的父亲倾情讲述
时间:2014.2.26
地点:大庆龙南医院14病区7号病房
口述人:刘加枝
整理:刘莉

刘加枝简历:1939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,1956年参军,1959年入党,1960年2月来大庆参加石油会战。先后在工程指挥部三大队、油建指挥部金属厂、七大队等单位当工人、小队长,1993年退休。
参战经历:会战期间,参加过“八一”管线、东水源、东一注水站等大型工程的建设。经历了每日工作12小时、三天三夜不合眼、冬夜荒原集体盖棉帐蓬(团结被)等异常艰苦卓绝的会战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以“我是党员不能当逃兵”的信念,不但坚持会战,还说服战友回归油田。

事件之1:一念之差来大庆
1960年正月初六动身来东北。我到东北来是一时冲动,和别人换的,没考虑后果。当时部队有好几个去处,有去海南岛的,有留在上海的,有去云南的,也有去东北的。由于我干得好,就留在上海了,是分配去向最好的。那天宣布完我们去向以后,四百多个老兵也不训练了,到处跑心都散了。我的副班长,姓黄,叫什么名字忘记了,他跑到我这哭,把我的被子都哭湿了。他说我全家都在上海,却把我分到黑龙江。他的父母当时到上海来开了个饭馆,生意不错。当时说是哈尔滨的肇州县,我们也不知道肇州县在哪里。我说你哭什么哭啊,不行的话咱俩就换换。他马上就把眼泪擦擦,说你当真?这熊人好厉害啊。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?他就到营部找教导员去了。他跟教导员说,我们班长刘加枝愿意和我换,他到黑龙江,把我留在上海。其实当时我就像说着玩一样,并没往心里去。教导员叫卢得海(音),他名字到现在我都记得。他不相信啊,说你把刘班长叫过来我亲自问问他。我那时是全团最红的一个,小有名气你知道吧。我就去了,我说报告教导员,找我有什么事?他说,你真跟他换啊?我说我看他怪可怜的,就随便说一句。教导员说,那你可得考虑好啊。我就硬着头皮说考虑好了,其实心里并不愿意。我就是嘴硬,这下完了,我就到东北了。我那时说话太直了,不然这个副班长找不到我啊,我是板凳订钉在上海。后来这个黄班副再没有联系,当时他也不出名,还不如我班里的一个战士,叫范兆军(音),就是那个会种菜的生产队长,不干队长了,非要来当兵,他们叔侄两个一起来当的兵,他的名字到现在我都记得,我对他的印象最好,我走了以后,班长就是他的。后来我又想并没有吃亏,在上海,象你们这样子都找不到工作。

事件之2:待命长发屯
我们先到了肇州县,一下车就吃到了热面条,挺好吃,就是挂面,吃完来了二三十辆大卡车。接待人员看坐满一辆就说,这车可以开了,让人们上下一辆,一车能拉三四十人,哗哗的像一条龙一样,直奔大同镇。南京军区来了五千多人,是坐专列来的,列车加长了。我们全住在大同镇,又分到各个村,我们分到了长花(发)屯,在大同镇东北八里路。这一个屯就住了四五百人,都穿着黄军装,一出来黄压压的。我们六个人住到一家。这家人挺好,老大是生产队长,40来岁,老二是小学校长,老三是老师。几个儿子儿媳妇,都被我们挤到一个炕上了,他们中间用布挡上,真可怜。我们在他家住了40来天。有一天晚上,村里人在试灯,原来还有两天就到元宵节了,我们都忘了,在部队也不过年。我以为是过小年,他说是正月十五,还有放炮的。老大在生产队杀了一匹马,我们集体吃饭,村里的人给我们做饭,吃的挺好。就是天太冷,快冻死了,比现在冷多了,零下四十度是常事。我们给老乡家挑水,一开始水还冒热气,到家以后就结一层薄冰,谁见过这么冷啊,都是从南方来的。大家没事干,就摔跤,像练武似的,要不就在学校院子里踢球,我看到他们踢,“嗵”一声踢得老高老高,结果把学校唯一的一个足球给踢两半了。后来我问校长,他们赔你了没有,因为他们说要凑钱买一个。那校长说,算了,一个球,谁踢不是踢啊,坏就坏了吧。

事件之3:鏖战“八一”管线
“五一”前,来的人都分掉了。我们就像被抓小鸡一样,今天来个车拉走一批,明天来个车又拉走一批,谁拉走就是谁的。我是被工程指挥部拉走的。一开始想让我们到钻井去,把我们这些电话兵都集中起来,到钻井去立架子。这帮当兵的有厉害的,他们说我们不会干这个,虽然是电话兵,但只会爬电线杆。他们就跟领导顶啊。那井架那么老高,钻井工满身都是油哇,除了两个眼睛没被糊住,那井架上全是油,叫我们往上爬,打螺丝去。他们说我们不会,宁可回家,那小子就豁上了:叫我干这个破活,不干。那小子后来也肯定跑掉了。可是谁成想,我们来到工程指挥部,比钻井的活还苦。钻井工倒班,四个班吗,平均一个班干6个小时,我们干12个小时,还不算上下班路上走的时间。钻井工虽然也是野外,但他们还有个小房避一下,上班就住在井上,不用来回走,就是埋汰,
到了工程指挥部,第二天就把我们拉到了八一管线上去了,给我定了个钳工,叫我开柴油机,是潍坊产的,没起重机,就搞这个柴油机发电。赵师傅领着我们,有王瑞礼,徐西林几个。就是原来让胡路火车站后面有个苏联人盖的绿房子,就在那开工了,我们这个队往喇麻甸方向干,那个队往萨尔图方向干。我们住帐蓬,就在绿房子跟前,搭了一大片帐蓬啊,一个中队都一百来号人啊,大一点的中队一百五六。刚开始时不挖土,我们把管子在摆上,焊成一段一段的,当时没吊车,就用大撬棍,这么粗的圆钢,那时候管起重工叫起重驴,一说干起重,就说你当驴了!他就说你才当驴了呢,就开玩笑呗。开挖的时候,从长春调来一个师啊,6000多人,从萨尔图摆到喇麻甸,42华里啊。为什么叫“八一”管线呢?就是因为这一个师而得名。他们用铁锹人工干,都是他们挖的,要挖两米深,管线直径是426(毫米)的。他们挖的真快啊,部队干活像虎一样啊,我们都羡慕啊,一天挖老长了。他们都把任务包到班包到个人,军人干活不偷懒,都想受表扬,我知道啊。半个多月就把管沟挖好了,从萨尔图到喇麻甸,那么宽的沟啊,还不准往两边甩土,管线在这一边呢,没法下管子了。那挖出来的土像山一样,哎哟我的天啊。后来下大雨,糟糕了,挖好的很多地方塌方了,沟里进了那么多水,我们那时也不搞管线了,就搞水泵抽水,水排完以后,官兵们才能处理塌方,这时再往上甩土甩不动了,带着水的泥太沉了,又太高了,一甩土又回来了,怎么办呢,上面搞人把土往远处送,这样不就低了吗。就这样处理好一段下一段管子,下去以后还要浇沥青。用帆布膛在管子底下,上面的人用像水桶那么大的大茶壶浇沥青,滚烫滚烫的。那时候没烧的,草都是青草,烧不了,就用沥青烧沥青,真是浪费了不少。两个人拽管子下面的帆布,大概有一米五宽的帆布吧,这样就能把沥青涂到管子底下,因为管子是不能转的,只能用这个办法。这都是油漆工干的,他们哗哗地拽着往前走,好壮观啊。整完以后,沥青见到凉风很快就干了,一声“开下”,管子就下去了。

这条管线是“五一”开工的,上冻前必须完工。这么长的管线,时间太紧了。朱洪昌是我们的副大队长,抓生产的,他把三个中队召到一起打擂台,说领导对我们期望很大,我们要抢速度,原来一台电焊机一天12小时只能焊八道口,后来干劲都被他鼓动起来了,一天24小时不停工换班干,竟然干到了40道口(也许记忆有误)。我们把管子架高高地,用石头垫起来,砖头不行,砖头会被压碎的。焊底下的时候就得钻到下面去干,这都是玩命啊。朱洪昌虽然有点左,但那时就是要速度,革命加拚命,这样两个星期就干萨尔图了,由于速度快,质量就不好保证了,在试水的时候出现漏点。朱队长亲自指挥啊,他昼夜不睡觉,大干啊,到最后,有几道口焊多少都不行,就是漏,打钉子都不行,钉子都被水冲飞了,带压焊很难弄,还烫坏好几个人呢,烫到脑瓜上直蹦,多热啊,几千度呢。最后朱队长把衬衣脱下来往焊口上一捂,说你给我焊!正好,这时副指挥陈大麻子骑着自行车来了,他是管生产的,这一幕全被领导看到了。那道口终于给他焊上了。这还得了?这才应该是标兵呢!这就树起来了。王马段薛朱,他是最后一名。
管线建好以后,埋出一个大坝,上面能走自行车,汽车也能走。沿着滨州铁路线走的,在铁路以南大概20米远吧。

事件之4:我不但没跑,我还挽救了老乡
那时太苦了,不但活太累还吃不饱,都快饿死了。一起来的安徽老乡大都跑掉了,他们走时都告诉我了,我说你们别走了,过两年能好。他们说再过两年就得饿死我,实在受不了了。一个大力士,大洋镐一刨一个眼贼有劲,他说也给我这点饭,再这样下去非饿死不可,我命都没了,还干啥干呢?所以赶快走,逃命吧。深更半夜啊,灯都不敢开,行李都准备好了。雨衣皮大衣都打到行李里,皮大衣是光板的,里面有毛,光板那面确黑。实在拿不了的就不拿了,虽然都是当兵出身,但都饿瘦了,没劲了。吃了多大苦啊,哎,好多就这样走了。他们走的时候,我都知道,但我不能说,不能当叛徒啊。后来单位就派党员干部到萨尔图火车站截去,在检票口等着,可人家不走检票口,老早就跑到站台里电线杆子马葫芦后边躲藏进来了,等火车一进站“蹭”一下就上车了,有的连票都不买,查到再说。每月发完工资肯定有跑的,月初也有跑的,因为月初发餐券,好买馒头买窝窝头,猛买啊,干啥呢,攒着到火车上吃去,火车上没粮票吃不上饭。餐券有剩的就给老乡分分,说我今晚走了,对不起。老乡不能做叛徒,做叛徒是可耻的,尤其是当兵的,做叛徒是最可耻的。走了的人也有想回来的。我为啥没走呢,我心里想,我是个党员,不能当逃兵啊。
饥饿的情况到63年秋天就好了,但活更重了,为啥呢,吃饱了,就猛让你干。一干都十多个小时不下火线啊,十二小时制,早晨天不亮就走了,晚上天黑到家,不是人干的活,就是吃饱了,吃的也不好,也就是高粱米大碴子
白菜邦子。你爸这一辈子倒血霉了,真不是人干的活。咱爷俩这么说,和外人不能讲,人家说你思想太坏了。为什么那么人都逃跑啊?不是一个两个啊,那些人都是有头脑的啊,能看出事来的,要是饿一年我就坚持,可是谁都不敢说到什么时候,我都问过支部书记,叫宫玉如(音)宫书记,我对他说,现在有的同志饿的不行了,连路都走不动了,浮肿啊,你分析分析到底能饿几年啊,他说这谁能知道啊,连余秋里都不知道,余秋里是石油部的部长,正在大庆蹲点,你就是碰到他,他都说不上来。也对啊,一个支部书记怎么能知道这些呢?
我不仅没回去,我还把徐西林给救了。徐西林和我在一个宿舍,就在61年建东水源那时候,徐西林回家探亲之前和我说,这次回家不想回来了。结果真的三个多月都没回来,他来信问我油田的情况,能不能吃饱了,我说还是吃不饱,他又征求我的意见,还回不回油田来?我马上回信说,还是要回来,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,现在好不
容易当上了工人,我们不能放弃,再等个年八的如果再吃不饱,我跟你一起走。领导也讲,这都是暂时的,再说当时油田也种地了,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还对他说,咱们要是想回家种地,太容易了,行李一卷就走了,要想回家什么时候都可以,要想回来可就比登天还难了。他说我说的有道理,他就回来了。他回家已经超过一百天,户口都报上去要注销了,我就帮他说谎,是家里老人病了。领导一看有主动回来的挺高兴,就到大队把户口要回来了,好悬啊,他差点当了逃兵,党员当逃兵是最可耻的。
一直到63年秋天我们才算能吃饱了。那天晚上煮的高粱米干饭,随便吃,人们不懂啊,吃完还喝点水,好多人都
撑坏了,第二天都不能上班了。我那天就吃了一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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